探析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公共服务供给

国家统计局2019年8月15日发布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经济水平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和发展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镇化率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测算了29个省2007-2016年的城镇化率，由此得出各省市所属地区的城镇化率，将其与全国平均值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在这9年间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具体如图1所示。其中，华北、华东城镇化率较高，西南、西北城镇化率较低，原因可能是城镇化发展水平正相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国城镇化率平均值比较，华北、华东、华南、东北等地区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均值，华中、西南、西北等地区低于全国均值。各地区城镇化率涨幅都在十个百分点左右，只有东北地区在五个百分点。这主要与东北地区近几年经济“五大失衡”有关。

本文以均值作为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PUB）和公共服务供给（URB）是否匹配的标准，如该地区PUB及URB都高于均值或低于均值，我们认为此地区这两个变量匹配，反之则不匹配。通过对比各个地区的这两项指标，我们发现只有华东、华南、西南这三个地区PUB和URB匹配，由此得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匹配。

一、科技

科技的投入在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南部科技投入多，远在全国均值之上，西部、北部科技投入低，部分地区远低于均值。并且这一情况在10年间非但没有缩小，反倒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科技具有较强的投资性，具体表现在科技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可以更多的吸引国内外资本的进入，从而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反过来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吸引国家对该地区科技的投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东部、南部地区对西部、北部地区的优势逐步扩大的原因。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早在1930年代,柯布(Cobb)和道格拉斯(Douglas)研究得出的生产函数中就提出了技术进步参数，为实证考察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以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 -ca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992年，贝克尔(Becker)等人研究发现，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基础。

二、教育

就国家对科、教、文、卫这四项投入来说，教育方面的支出一直占比最多，并且从2012年开始，各地区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力度,这可能与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有关。和全国平均教育水平相比，华东、华南地区超过平均值，华中地区从2011年开始渐渐超过平均值，但是东北地区的教育投入一直处于最末，这应该是地理位置，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1 2007-2016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率

三、文化

文化投入是四项投入中占比最小的。从整体趋势上看，文化投入呈上升趋势，但是华南地区在2011-2014年有小幅度下降。具体分析，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稳居均值之上，西北地区一直处于最末，因而虽然西北地区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但是文化传承障碍重重，加大文化产业投入可能会改善这一现状。

四、卫生

除西北地区外，2007-2010年间，基本医疗卫生的供给水平在东中西部差异不大。从2011年开始，各地区对卫生的投入差距逐步拉大，基本呈现出东部和西部好于中部的状态。除2012年外，西北地区在这十年间卫生支出一直远高于其它地区，但是2012年急剧下降。抛开特殊年份，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卫生供给水平是令人满意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西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小，而中部地区包含有好几个人口大省，仅就人均医疗资源提供来看，西部地区占有人口方面的优势。

中国的城镇化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发展能力和水平，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综合改革破解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文章来源：《科技与创新》 网址: http://www.kjycxzzs.cn/qikandaodu/2021/0218/1538.html